赏析 注释 译文

偃虹堤记

欧阳修 欧阳修〔宋代〕

  有自岳阳至者,以滕侯之书、洞庭之图来告曰:“愿有所记。”予发书按图,自岳阳门西距金鸡之右,其外隐然隆高以长者,曰偃虹堤。问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为也。”问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问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杀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万有五千五百工,而不逾时以成。”问其始作之谋,曰:“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书矣。”

  盖虑于民也深,则其谋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湖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阳四会之冲,舟之来而止者,日凡有几!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自古贤智之士,为其民捍患兴利,其遗迹往往而在。使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天下岂有遗利乎?此滕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

  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时,尝显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无所用心,略施其余,以利及物。夫虑熟谋审,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人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纪,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以不书,乃为之书。

  庆历六年某月某日记。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有位从岳州到滁州来的人,带着滕侯的书信、洞庭湖的全图对我说道:“希望能为滕侯所建的新堤写一篇记文。”我打开书信和地图,见从岳阳门到金鸡堤的右方,有一道隆起的标记,又高又长,名叫偃虹堤。我问来人此堤是何人所修,客人回答说:“是我岳州郡守滕大人修建的。”我又问修建这道堤坝能带来何种利益,客人回答说:“洞庭湖乃是天下最险要的去处之一,而岳州又当湖北、湖南、夔州、成都四路的要冲。以往在湖中来往的船舶,进到湖中却无处停泊,故而都只能停靠在南岸津渡,那些需要到岳州办事的人,到州衙十分遥远,往来也很辛苦,又经常遇到狂风巨浪的袭击,有颠覆沉没的危险。如今到岳州的船只都可以停靠在偃虹堤下,需要到州衙办事的,既便捷又没有危险。”我继续询问此堤的大小规模、用了多少劳力,客人答道:“堤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度是自上而下增加二尺,堤的最上部厚度相当于底部的三分之二,总共用了一万五千五百个劳力,没用一季就建成了。”我又问此堤修建之前是如何谋划的,客人回答说:“州里把这个计划上报给转运司,转运使选择有能力的官吏视察该计划是否可行,反复了数次,最终上报朝廷,由三司来最后决定,三司审议后认为可行,这些上级部门一概没有改变我们滕侯的方案。”客人说完催促我道:“这是有德之人的举动,完全值得为此写一篇记文。”

  大凡考虑百姓利益比较深入的人,在谋划某些事情时都是十分精审的,所以能做到用工少而取得的功效却很大。就是这道百步之长的堤坝,却可以抵御天下最险恶的风波和无法预料的凶险,惠及了当地百姓,同时也方便了湖北、湖南、夔州、成都广大地区出行之人,只要是往来于湖中的人,不论远近,都会享受到这道堤坝带来的便利。而岳阳又是四路往来的要冲,每天往来船只需要在此地停泊的,不知道要有多少艘呢!如果堤坝的土石有幸长久不坏,那么滕太守惠及的人事,还能用数字来计算吗?事情不怕做不成,只怕时间久了容易损坏。建筑者最初并不是不想让它长久坚牢,然而后来者却经常会把它荒废弃置。自古以来那些有道德有才干的仁人,总想着为百姓兴利除弊,他们留下的遗迹到处都能见到。如果后来者都能像初建者那样用心,那么百姓直到今天依然能够得到实惠,普天之下还有不受恩惠的事情发生吗?这也正是滕太守担心的事,所以托我写篇记文留给后来者。

  滕太守志向远大、才干超群,是当世颇有名声的良吏。眼下正是朝廷用兵用人的时候,他曾经得到过朝廷的重用。还没能建立丰功伟业,便被迫退下担任了一州太守,其实他并没有用太多的心思,只是略施其余,希望能给一州百姓带来一点恩惠。由于他深思熟虑,故而事半功倍,这种做事的方法很值得后来者效法,这是我写这篇记文的第一个理由。不单纯为了博取当世人的赞誉,而是考虑如何让子孙万代都由此获利,告诫后来者不要将它废弃,这是我写这篇记文的第二个理由。岳州百姓与洞庭湖中往来的人们,都希望有人为滕太守留下一篇记文,这是我写此文的第三个理由。有上述三个理由就不能不写了,于是写下了此篇文字。

  庆历六年某月某日记。

注释
偃(yǎn)虹堤:滕子京任岳州知州时修建的一座堤坝。
岳阳:宋朝时为岳州,属荆湖北路,在今湖南岳阳。
滕侯:岳州知州滕宗谅,字子京,河南(今河南洛阳)人。与范仲淹同年进士,西夏元昊反叛。除知泾州。西北帅臣范仲淹举荐他自代,擢知庆州。御史梁坚劾奏他在泾州时耗费公钱十六万贯,降知岳州,后改知苏州,卒。
洞庭:洞庭湖,在今湖南最北部。
按图:按照地图,文中指看着地图。
利害:文中偏指好处。
荆、潭、黔(qián)、蜀四会之冲:指岳州当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夔州路、益州路四路的要冲。荆:指以江陵为中心的湖北地区;潭:潭州,在今湖南长沙,为荆湖南路安抚使司所在地;黔:指夔州路,指长江三峡往西一带地区;蜀:指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川中地区。
三司:北宋前期主管全国经济运转的部门,包括户部司、度支司和盐铁司。三司最高长官的地位相当于副宰相,北宋称为“计相”。
虞:忧患。
急人:用人。
显用:重用。▲

赏析

  第一段,通过作者同送信人的问答,介绍偃虹堤的概况。作者观看图景,四次发问,送信人一一作了回答。从回答中可以看出修堤的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除患:“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修建此堤,是为了解决到岳州办事人路远辛劳、风波覆舟的危险。这就突出了滕子京关怀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品德。按照儒家的仁政,为官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滕子京可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了。受诬陷被贬官,而能勤劳政事,为民兴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问到修堤的筹划经过,送信人答道:“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日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修堤之事由下至上经过多次反复,都未能改变滕子京原来的设计。这说明开始时考虑、设计细致周密,突出了膝子京的精明能干。四次问答,介绍了偃虹堤的概况,赞扬了膝侯的高尚品德和优异才能。写法精巧,言约意丰。

  第二段,高度评价膝子京修偃虹堤的功绩。修堤的目的是为民兴利除患,所以这段围绕一个“利”字,进行层层论述:“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承上启下,点出“功”字。滕之功,便是民之利。修堤于民有何利?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溯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荆、潭、黔、蜀四州之民来往洞庭湖,可避免“至险不测之虞”,都得到利益。说明受利地域之广,人数之众。“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说明受利时间之长久。那么,偃虹堤究竟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于是作者接写道:“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从大处着眼宕开一笔,论述事物成与坏、存与废的一般规律。古代仁人志士,为民兴利除患,“遗迹往往而在”,可见工程荡然无存。作者希望“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最后将笔收回,“此朦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滕侯求我作记,为的使后来人能长久保住偃虹堤,使人民永远不失掉舟船之利,而不是为自己留名后世。既关心人民眼前的利益,又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滕侯的功绩实在是值得称道。

  第三段,点明作记缘由。偃虹堤为膝子京兴修,为堤作记当然要写到修堤之人。这段一开始写道:“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滕子京的大志和材干,《宋吏》本传中没有明显记载,但从他的朋友的诗文中可以约略看出。他去世后,苏舜钦《滕子京哀辞》云:“论兵虚玉帐,问俗失朱辂”。“忠义平生搴,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可见,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人物。像这样一个人应当是功业显赫的。然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滕子京是在西夏元吴叛乱,陕西危急时任泾州知州的,不久又知庆州,两处都是当时与西夏斗争的要地,但功业未建,就被人诬陷“动用公使钱”而贬岳州。作为放臣逐客,郁郁不得志时,犹能为民除患兴利,仅凭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的。接着,作者又从三个方面写出自己作记缘由:“夫熟虑谋深,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不书,乃为之书。”这“三宜书”,再一次评价、赞扬了滕子京修建偃虹堤的功绩和人民对他的爱戴。因而为偃虹堤作记,实乃义不容辞。

  作记,是为歌颂膝子京的政绩,也是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为谏官时,为治理黄河水患曾三次上书。在滁州、扬州、颖州等处作地方官时,也曾为人民办了不少兴利除害的好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热情地歌颂滕子京,写出这篇思想进步、意义深刻的优秀记文。▲

创作背景

  《偃虹堤记》作于庆历六年(1046年),当时作者被贬为滁州知州,而滕子京则被贬在岳州。滕宗谅在岳州做了很多有益于百姓的实事,作者认为这种“以利及物”的为官态度,是值得大力弘扬的,所以写了这篇记文。

欧阳修

欧阳修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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