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我私下考虑现在的局势，应该为之痛哭的有一项，应该为之流泪的有两项，应该为之大声叹息的有六项，至于其他违背情理而伤害大道的事，很难在奏疏中一一列举。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已经治理得很好了，我却认为还不是那么回事。说天下已经安定已经大治的人，不是愚昧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了解什么是治乱大体的人。有人抱着火种放在堆积的木柴之下，自己睡在这堆木柴之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便认为这是安宁的地方，现在国家的局势，与此有什么不同！本末颠倒，首尾冲突，国制混乱，不合理的现象严重，怎么能够说是大治！陛下为什么不让我对您详细地说明这一切，因而提出使国家真正大治大安的方策，以供陛下仔细斟酌选用呢？
　　射箭打猎之类的娱乐与国家安危的关键相比，哪一样更急迫？假若所提的治世方法，需要耗费心血，摧残身体，影响享受钟鼓所奏音乐的乐趣，可以不加采纳；我的治国方策，能保证使陛下所享受的各种乐趣不受影响，却可以带来封国诸侯各遵法规，战争不起，平民拥护首领，匈奴归顺，纯朴之风响彻边陲，百姓温良朴素，官司之类的事情停止不发。大的气数已定，那么，全国便会顺应而治理得好，四海之内，一派升平的气象，万物都符合事理，陛下在生时被称为明帝，死后成为明神，美名佳誉永垂青史。《礼》书上说宗庙有功德，使您的顾成庙被尊称为大宗，得以与太祖共享盛名，与大汉天下共存亡。创建长久安定的形势，造成永久太平的业绩，以此来承奉祖庙和六亲，这是最大的孝顺；以此来使老百姓得到幸福，使芸芸众生得到养育，这是最大的仁；创设准则，标立纪纲，使大小事物各得其所，对后代可以为万世子孙树立楷模，即使是后世出现了愚鲁、幼稚、不肖的继承人，由于他继承了您的鸿业和福荫，还可以安享太平，这是最明智的办法。凭陛下的精明练达，再有稍微懂得治国之道的人辅佐，要达到这一境界并不困难。其内容全都可以原本地向陛下陈述，希望陛下不要忽视。我谨慎地用它来考察过天地的变化，应验过往古的情况，核对过当今的事情，日夜思考而详细地知道了它的内容，即使是禹和舜再生，为陛下考虑，也不能加以改变。
　　建立诸侯国过于强大，本来必然会造成天子与诸侯之间互相对立的形势，臣下屡遭祸害，皇上也多次忧伤，这实在不是使皇上放心、使臣下保全的办法。如今有的亲兄弟图谋在东方称帝，亲侄子也向西袭击朝廷，近来吴王的谋反活动又被人告发。天子现在年富力强，品行道义上没有过错，对他们施加功德恩泽，而他们尚且如此，何况最大的诸侯，权力比他们还要大十倍呢！
　　虽然如此，但是天下还比较安定，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大诸侯国的国王年纪还小没有成年，汉朝安置在那里的太傅、丞相还掌握着政事。几年以后，诸侯王大都加冠成人，血气方刚，而汉朝委派的太傅、丞相都要称病还乡了，而诸侯王会自下而上地普遍安插亲信，如果这样的话，他们的行为同淮南王、济北王有什么区别呢？到了那时，而想求得天下安定，即使是唐尧、虞舜在世也办不到了。
　　黄帝说：“到了中午一定要抓紧曝晒，拿着刀子一定要赶紧宰割。”现在要使治安之道顺利而稳妥地推行，是十分容易的。假使不肯及早行动，到头来就要毁掉亲骨肉，而且还要杀他们的头，这难道同秦朝末年的局势还有什么区别吗？凭着天子的权位，趁着当今的有利时机，靠着上天的帮助，尚且对转危为安、改乱为治的措施有所顾虑，假设陛下处在齐桓公的境地，大概不会去联合诸侯匡正天下吧？我知道陛下一定不能那样做的。假如国家的局势还像从前那样，淮阴侯韩信还统治着楚，黥布统治着淮南，彭越统治着梁，韩王信统治着韩，张敖统治着赵，贯高做赵国的相，卢绾统治着燕，陈还在代国，假令这六七个王公都还健在，在这时陛下继位做天子，自己能感到安全吗？我判断陛下是不会感到安全的。在天下混乱的年代，高祖和这些王公们共同起事，并没有子侄亲属的势力做为依靠。这些王公走运的就成了亲近的侍从，差一点的仅当个管理宫中事务的官员，他们的才能远不及高祖。高祖凭着他的明智威武，即位做了天子，割出肥沃的土地，使这些王公成为诸侯王，多的有一百多个城，少的也有三四十个县，恩德是优厚的了，然而在以后的十年当中，反叛汉朝的事发生了九次。陛下跟这些王公，并没有亲自较量过才能而使他们甘心为臣的，也不是亲自封他们当诸侯王的。即使高祖也不能因此而得到一年的安宁，所以我知道陛下更不能得到安宁的。不过，上面这些情况，还有可以推托的理由，说是“关系疏远”。那就请允许我试着谈谈那些亲属诸侯王吧。假如让齐悼惠王统治着齐，楚元王统治着楚，赵王统治着赵，幽王统治着淮阳，恭王统治着梁，灵王统治着燕，厉王统治着淮南，假如这六七位贵人都还健在，在这时陛下即皇帝位，能使天下太平吗？我又知陛下是不能的。像这些诸侯王，虽然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他们都怀有老百姓那种兄弟关系的想法，大概没有不想采用天子的制度，而把自己当做天子的。他们擅自把爵位赏给别人，赦免死罪，甚至有人乘坐天子的黄屋车。他们不执行汉朝的法令。即使执行了，像厉王那样的不守法的人，命令他都不肯听从，又怎么能招他来呢！幸而召来了，法律怎么能施加到他身上呢！动了一个近亲，天下诸王都环视着惊动起来。陛下的臣子当中即使有冯敬那样勇敢的人，但是他刚开口揭发诸侯王的不法行为，刺客的匕首已经刺进他的胸膛了。陛下虽然贤明，谁能和您一起来治理这些人呢？所以说，关系疏远的诸侯王必定危险，关系亲近的诸侯王也一定作乱，这是事实所证明了的。那些自负强大而发动叛乱的异姓诸侯王，汉朝已经侥幸地战胜他们了，可是却没有改变酿成叛乱的制度。同姓诸侯王也袭用了这种做法，发动叛乱，如今已有征兆了，形势又完全回复到以前那种状态！灾祸的变化，还不知道要转移到何处，英明的皇帝处在这种情况下，尚且不能使国家安宁，后代又将怎么办呢！
　　屠牛坦一早晨宰割了十二头牛，而屠刀的锋刃并不变钝，这是因为他所刮剔割剥的，都是顺着肉的肌理下刀。等碰到胯骨、大腿骨的地方，那就不是用砍刀就是用斧头去砍了。仁义恩厚好比是君王的刀刃，权势、法制好比是君王的砍刀、斧头。如今的诸侯王好比是胯骨、大腿骨，如果放弃砍刀、斧头不用，而要用刀刃去碰，我认为刀子不是出缺口就是被折断。为什么仁义恩厚不能用在淮南王、济北王的身上呢？因为形势不容许啊！
　　我私下里考察从前的事件，大体上是势力强大的先反：淮阴侯韩信统治着楚，势力最强，就最先反叛；韩王信依靠了匈奴的力量，就又反叛了；贯高借助了赵国的条件，就又反叛了；陈 部队精锐，也反叛了；彭越凭借梁国，也反叛了；黥布凭借淮南，也反叛了；卢绾势力最弱，最后反叛。长沙王吴芮才有二万五千封户，功劳很少，却保全了下来，权势最小而对汉朝最忠顺；这不只是由于性情和别人不同，也是由于形势使他这样。倘若从前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占据几十个城为王，那现在他们由于作恶而亡国，也是可能的。假使让韩信、彭越之流，只居于彻侯的地位，即便今天也还能保全，也是可能的。既然如此，那么天下大计就可以知道了。要想使天下诸侯王都忠心归附汉朝，那最好让他们都像长沙王一样；要想让臣下不至于像韩信那样被杀掉，那最好让他们像樊哙、郦商那徉；要想使天下安定，最好多多建立诸侯国而使他们的势力减小。力量弱小就容易用道义来指使他们，国土小就不会有反叛的邪念。这样就使全国的形势，如同身体使唤手臂，手臂使唤手指似的，没有不听从指挥的。诸侯王不敢有反叛的想法，如同辐条聚向车轮一样，都归顺天子，即使是老百姓，也会知道他们都很安稳。这样，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英明。分割土地，定出制度：把齐、赵、楚三个王国分成若干侯国，让齐王、赵王、楚王的子孙，全都依次受封先人的那份封地，一直到分尽为止。对燕、梁等其他王国也是这样。有些封地大而子孙少的，也都分成若干侯国，暂时空着搁置起来，等着他们的子孙出生以后，再封他当候。诸侯王的封地，有不少已被削除收归汉朝所有的，那就替他们调整侯国所在的地区，等到要封他的子孙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按候国的应有户数，给以补偿。一寸土、一口人，皇帝也不沾他们的，确实只是为了安定太平罢了。这样，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廉洁。分封土地的制度一旦确定，宗室子孙没有不考虑保住自己的统治的。臣子没有背叛的念头，皇帝没有讨伐的想法。所以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仁德。法令制定了，没有人触犯；政令推行了，没有人抵触。贯高、利几一类的阴谋不会出现，柴奇、开章那样的诡计不会萌生。老百姓都向往良善，大臣都向皇上表示恭顺。所以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道义。这样，即使让幼儿当皇帝，天下也很安定；即使立一个遗腹子作天子，让臣子朝拜老皇帝遗留下来的皇袍，天下也不致于混乱。这样，就可以使天下安定无事，后代也称颂陛下的圣明。只要采取这样的措施，上述五个方面的业绩也就随之而来了，而陛下又怕什么而久久不这样办呢？
　　当今，天下的形势像得了严重的浮肿病：小腿粗得差不多像腰围，脚指粗得差不多像大腿。平时都不能伸屈自如，一两个指头抽搐，浑身就觉得无所依赖。丧失了今天的机会而不医治，一定要成为难治的顽症。以后即使有扁鹊那样神医，也都无能为力。这个病还不只是浮肿，还苦于脚掌扭折不能走动。楚元王的儿子，是陛下的叔伯兄弟，当今的楚王，是叔伯兄弟的儿子，齐悼惠王的儿子，是陛下亲哥哥的儿子，当今的齐王是陛下哥哥的孙子。陛下自己的子孙，有的还没有分封土地，以便安定天下，旁支的子孙，倒有人掌握大权来威胁皇帝。所以，我说：不仅是害了浮肿病，还苦于脚掌扭折了不能走动。令人痛哭的就是这样一种病啊！
　　天下的形势，正像一个倒吊着的人一样。天子，本来是天下的头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天子的地位至高无上。蛮夷，本是天下的双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是卑贱的属臣。现在匈奴态度傲慢，侮辱朝廷，侵占土地，掠夺财物，对汉朝非常不敬，给天下制造的祸患，已经无以复加。但是汉朝廷却要每年向匈奴奉送黄金、丝棉和绚丽的丝织品。蛮夷向汉朝发号施令，这是行使人主的权力；天子向蛮夷恭敬地纳贡，这是在行属臣的礼节。脚反而朝上，头反而朝下，这样头脚倒置，谁也不能解救，这还能说国家有贤明的人吗？还不仅仅是头脚倒置，还有足病，而且又有风病。足痛，痛的是一边，风病，痛的是一方。如今西部和北部的边郡，虽然封有高爵守边，仍然免除不了敌人入侵的忧患，从老至幼都因为战备而不得安宁，侦察人员要观察烽火而不能睡觉，将士则披着铠甲而睡，所以我说痛的是一方。医生能够治愈这种病，但是陛下却不让他治，这是应该为之流泪悲伤的事。
　　陛下怎么忍心以帝皇的尊号去作匈奴的诸侯，位势既已卑下屈辱，但祸患却不因此停息，长此下去怎么会有穷尽！进谏的人大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他们本来就不能解决，太缺乏治安的办法了。我私下估计匈奴的人数不过汉朝一个大县的人数，拥有广大天下的汉朝被只有一县人口的匈奴所困扰，我深为当政者感到羞辱。陛下怎么不让我作属国官去掌管匈奴事务？低照我的计谋，一定勒住单于的脖子而杀了他，降伏叛徒中行说而用鞭子抽他的背，率领匈奴的官民只听陛下的命令。现在不去征服敌人而去猎取野猪，不捕捉造反的盗贼而去捕捉畜养的兔子，沉湎于微小的娱乐中而不考虑消除国家的大患，这不是用来安定天下的办法。威德本来可以远播于四海之外，但现在距离长安只有数百里之外的地方，朝廷的威严和政令都不能被接受，这又是应该为之流泪悲伤的事。
　　如今那些卖奴婢的人，给奴牌穿上绣边的衣服和丝边的鞋子，然后关进交易奴婢的栏中，这种服饰是古代王后穿的，只是进庙祭祀才穿平时都不穿的，但现在平民却用来给奴婢穿。那种白皱纹纱作面子，薄细绢作里子的花边衣服，是古代天子的衣服，如今富人大商人却用于招待客人时装饰墙壁。古代百姓为了侍奉天子和王后而适当节省，今天平民住房的墙壁可以用帝王的衣服做装饰，低贱的歌女艺妓可以用皇后服饰，这样做而要天下的财源不穷尽，恐怕是不可能的。况且皇帝自己也穿质量粗劣的黑色衣服，而那些富民却用华丽的绣织品去装饰房屋墙壁，皇后用来装饰衣领的高级丝绸，平民的小妾却用来装饰鞋子，这就是我所说的悖乱。如果一百个人生产出来的丝绵绸缎，还不够—个富人穿用，要想使天下人免受寒冷，怎么能够办到呢？一个农夫耕作，却有十个人不劳而获，要想使天下人不饥饿，是不可能的。天下百姓饥寒交迫，要想使他们不做违法犯上的事，是不可能的。国家既已贫穷，盗贼在等待时机，然而进谏的人却说“不要变动”，这是在说大话罢了。民众的习俗已经到了最无长幼、最无尊卑、最犯上做乱的时候，然而进谏的人却说“不要作为”，这是应该为之深深叹息的。
　　商鞅抛弃了礼义和仁义恩惠，一心只想兼并天下；他的新法推行了两年，秦国的风俗日益败坏。所以秦国的人，家中富有的，儿子长大成人就与父母分家，家庭贫穷的，儿子长大以后就到富人家中当上门女婿；儿子借农具给父亲，脸上就显出给父亲恩德的表情，婆母前来拿簸箕扫帚，儿媳立即口出恶言；儿媳抱着怀中吃奶的婴儿，就与公爹姘居鬼混，媳妇和婆婆关系不好，就公开争吵。他们只知道慈爱儿子，贪求财利，这与禽兽已经没有多少差别了。然而由于齐心并且抓住了时机，还声称要拔取六国，兼并天下。秦的功业虽然成了，目的也达到了，但是最终仍不知要返回到讲廉耻节操、仁义道德的正轨上来。信奉兼并的法则，追求进攻的事业，使天下风俗大败；人多的压迫人少的，狡诈的人欺侮老实的人，胆大的凌辱怯弱的人，年轻人侵犯老年人，其社会混乱达到极点。因此，高祖皇帝负起挽救天下的大任，威望震服全国，天下人追从他的德行。过去还属于秦的东西，今日已转归汉朝所有了。然而秦朝遗留的残余风俗并未加以改变。如今世人追求奢侈，竞相攀比，对此朝廷却没有制定法度，致使人们抛弃礼义，丢掉廉耻，一天比一天严重，可以说是每月都有不同，每年都在变化。人们在做某件事之前，并不考虑它是否应该做，而只考虑能不能获取利益。今天最严重的发展到杀害自己的父亲和兄弟了。盗贼敢于割断窗帘门帘进入内室，甚至偷走高祖、惠帝两庙的器具，还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大都市抢劫官吏，夺取钱财。有的伪造文书取走官粟近十万担，敛取民赋六百余万钱，乘坐驿车周游郡国。这些人不行道义到了不可复加的地步。而朝廷大臣只把郡县地方官员不在规定期限内向朝廷上交统计文书作为重大问题，对于风俗的恶化，世风的败坏，却熟视无睹，没有引起警觉，反而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事。至于用移风易俗的方法，使天下人痛改前非按正道行事，这绝不是庸俗的官吏可以做到的。庸俗的官吏只能做一些文书工作，根本就不懂治国的大体。陛下又不自己考虑这个问题，我私下为陛下感到痛惜。
　　至于确立君臣的地位，规定上下的等级，使父子之间讲礼义，六亲之间守尊卑，这不是上天的规定，而是人为设立的。人们所以设立这些规矩，是因为不设立就不能建立社会的正常秩序，不建立秩序，社会就会混乱，不治理社会，社会就会垮掉。《管子》上说：“礼义廉耻，这是四个原则，这四个原则不确立，国家便要灭亡。”假如管子是个愚昧无知的人也就算了，如果他稍微懂得治理国家的大体，怎么会不为不讲礼义廉耻而寒心呢！秦王朝抛弃礼义廉耻，所以君臣之间关系混乱，六亲之间互相残杀，邪恶之人到处作乱，万众叛离朝廷，总共才十三年，国家便被灭亡，如今礼义廉耻还没有完备，所以邪恶之人侥幸得势，而民众心存疑惑，现在就确立根本制度，使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上下各有等级，使父子六亲各自得到他们应有的地位，使邪恶之人无法侥幸得志，使群臣忠信、君主信任臣子！这一制度一旦确立，世世代代长享太平，后代君主有了可以遵循的治国法度。如果不确立根本制度，这就像横渡江河却没有锚绳和船桨一样，行船到江河中心遇到风波，就一定会翻船，这是值得深深叹息的。
　　夏朝的天子传了十几代，然后由殷商继承。殷商的天子传了二十几代，然后由周继承。周朝的天子传了三十几代，然后由秦继承。秦王朝的天子只传了两代就被推翻了。人的秉性相差并不很大，为什么三代的君主以德治世维持了长期的统治，而秦王朝的君主特别残暴无道呢？这个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古代英明的君主，在太子诞生时，就举行礼仪，让官员背着，主管该事的官员衣冠整齐庄重肃穆地到南郊相见，这是见天。沿途经过宫门一定下车，经过宗庙一定恭敬地小步快走，这是行孝子之道。所以，太子从婴儿的时候起，就接受了道德礼义。过去成王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就有召公做他的太保，周公做他的太傅，太公做他的太师。保的职责是保护太子身体安全，傅的职责是辅导太子德义，师的职责是教育训练太子智慧，这是三公的职责。同时还为太子设置三少，都是上大夫，称为少保、少傅、少师，他们的职责是与太子一同生活，为太子做出榜样。所以太子在幼年时期便获得了并于仁义道德的知识。三公、三少固然明白用孝、仁、礼、义辅导训练太子，赶走邪恶小人，不让太子见到罪恶的行为。天子审慎地选取天下为人正直、孝顺父母、爱护弟弟、博学多识而又通晓治国之术的人拱卫、辅佐太子，使他们与太子朝夕相处。所以，太子从诞生之时开始，所见到的都是正经的事，所听到的都是正派的语言，所实行的都是正确的原则，左右前后都是正直的人。一直与正直的人相处，他的思想和行为不可能不正直，就好像生长在齐国的人不能不说齐国话一样；经常与不正直的人相处，就会变成为不正直的人，就像生长在楚国的人不能不说楚国话一样。所以选择太子喜欢吃的东西，一定先为他传授学业，然后才给他吃；选择太子高兴玩的东西，一定先要他完成练习任务，然后才让他玩。孔子说：“从小养成的，就像天赋秉性一样，经常学习而掌握的，就像天生本能一样。”等到太子年龄稍大，懂得妃匹女色的时候，便送他到学馆学习。学馆，就是朝廷贵族子弟就读的馆舍。《学礼》上说：“帝入东学，学习尊重父母，崇尚仁爱，于是有了亲疏次序，把恩德推及到平民百姓；帝入南学，学习尊重老人，崇尚诚实，于是有了长幼差别，百姓也不相欺；帝入西学，学习尊重贤人，崇尚恩德，于是由圣贤和有智慧的人出任官职，功业不被遗弃；帝入北学，学习尊重显贵，崇尚爵位，于是有了贵人和贱人的等级差别，下级不敢越权犯上；帝入太学，跟着老师学习道德原则，学习之后就到太傅那里接受考试，太傅处罚他的锗误，匡正他不完善的地方，于是品德和智慧都得以增长，治国的道理也就获得了。这五学既然已经被帝王掌握，那么黎民百姓就可以通过教化和睦相处了。”等到太子成年举行了冠礼，免除了太保太傅的严格管束，便又有负责记过的史官，有负责进食的宰夫，负责进善言的人站在旌旗下面提醒，负责劝谏戒恶的人把他的恶行记录在木板上，那些敢谏的人还可以击鼓警戒。盲人史官背诵古诗相劝，乐工弹奏规劝的曲调，大夫进献计谋，士人传达人民的言论。习惯与智慧一同增长，所以行为切合规范，没有羞愧的事情；教化与心思一同成熟，所以所作所为都符合道德，像是天生养成的本性一样。夏、商、周三代时期的礼仪规定：春天早晨要迎接日出，秋天日落的时候要迎接夕月，这是用来弘扬敬道的办法；春季和秋季人学时，教室里坐着国家元老，帝王要拿着醯，亲自馈赠给他们，这是用来弘扬孝道的办法；出门远行则在车马上配上铃铛，慢行则符台《采齐》的音律，快走则符合《肆夏》的音节，这是用来掌握节度的办法；对于飞禽走兽，见到它活着便不杀它吃，听到过它的叫声便不吃它的肉，因此远离厨房，这是长施恩惠，并且弘扬仁德的办法。
　　夏、商、周三王朝之所以能长期维持统治，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创设了教育、辅导太子的这套制度。到秦朝却不是这样。秦朝的风俗本来就不崇尚谦让，它崇尚的是奸诈；本来就不崇尚礼义，它崇尚的是刑罚。秦始皇派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学习断案判刑。胡亥所学的，不是斩首级、割鼻子，就是灭人家的三族。所以，胡亥头天当上皇帝，第二天就用箭射人，把忠心进谏的人说成诽谤朝廷，把有远见卓识的人说成妖言惑众，他把杀人看做割草一样。难道说这仅仅是胡亥天性凶残恶毒吗？主要是赵高诱导胡亥学习的内容不符合正道的缘故。
　　民间谚语说：“不要学习做官的办法，只要观察以往成功的事情。”又说：“前车覆，后车诫。”夏、商、周三朝之所以能够维持长期的统治，看它们以往的事可以明白了，但是却不加以学习，这是不效法圣人智慧。秦王朝之所以很快灭亡，其原因也可以看得清楚了，但是却不注意避免，这样，汉朝廷又将面临覆灭的危险。存与亡的变化规律、治与乱的关键要旨便在这里了。天下的命运，决定于太子一人，要使太子成为好的继承人，在于及早进行教育和选择贤人做太子的左右亲随。当童心未失时就进行教育，容易收到成效，使太子知晓仁义道德的要旨，是教育的职责。至于使太子在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的品行，就是他的左右亲随的职责了。北方的胡人和南方的粤人，刚出生时的哭声完全一样，吃奶的欲望和嗜好也没有什么不同，等到长大成人之后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各操自己的语言，即使经过多次翻译都无法相互理解，有的人宁可死也不愿意到对方那里去生活，这完全是教育和习惯所形成的。所以我才说为太子选择左右亲随，及早进行教育是最为紧迫的事。如果教育得当而左右都是正直的人，那么太子必定为人正直，太子正直便可以保证天下安定了。《周书》上说：“天子一人善良，天下百姓全都仰仗他。”教育太子是当务之急。
　　人的智力，能认识已经发生的事，不能认识将要发生的事。礼的作用在于将某一行为制止在它发生之前，法律则是对已发生的行为进行惩罚。所以法律的作用明显，而礼的作用却难以觉察。用庆赏来奖励善行，用刑罚来惩治罪恶，先王推行这样的政治，坚定不移，实施这样的政令，准确无误。根据这一公正的原则，政治才能像地载天覆一样无偏无私，怎么能说先王不使用庆赏和刑罚呢？然而，人们一再称赞的礼，最可贵之处在于能将罪恶断绝于未形成之前，从细微之处推行教化，使天下百姓日益趋向善良，远离罪恶，自己还没有觉察到。孔子说：“让我断案，我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我有什么独特的见解，那就是推行仁义，使讼案不再发生。”为君主出谋划策，不如首先确定选择什么抛弃什么，取舍标准一旦在心中确定，相应的安危后果就会表现出来。天下安定不是一天就能实现的，天下危亡也不是一天促成的，都是日积月累渐渐形成的，因此，不可以不观察它的积累过程。君主所积聚的治国方法，在于他选择什么，抛弃什么。选择礼义方法治国的君主便积聚礼义，选择刑罚治国的君主便积聚刑罚。刑罚积聚到一定的程度，百姓就会埋怨而背叛君主，礼义积聚到一定程度，百姓就会和睦而亲近朝廷。所以，君主想要百姓善良温顺的愿望是相同的，只是用来使百姓善良温顺的方法不同，有的用道德和教化进行引导，有的用法令进行惩罚。用道德和教化进行开导的，随着道德和教化的深入人心，民风就会和乐；用法令进行惩罚的，法令使用到极点，民风就会令人悲哀。哀乐的感受，便是应验祸福的东西。秦始皇想尊奉宗庙安定子孙后代，这与商汤王和周武王是相同的，但是，商汤王、周武王广泛推行德政，他们建立的国家得以保存了六七百年；秦始皇统治天下只有十多年就土崩瓦解了。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商汤王、周武王决定取舍很慎重，而秦始皇决定取舍不慎重。国家政权好比一个大器物，现在有人安放器物，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便安全，放到危险的地方就危险。治理国家的道理与放置器物没有什么不同，关键就在于天子把它安置在什么地方。商汤王、周武王把天下安置在仁、义、礼、乐之上，因而恩德滋润天下，禽兽蔓延，草木富饶，四方蛮夷都受到恩惠，王位留传子孙数十代，这是人所共知的。秦始皇把国家安置于法令、刑罚之上，德和恩没有一样，因而怨恨充斥天下，百姓憎恶他如同对待仇敌一样，几乎祸及自身，子孙被灭绝，这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这不是充分证明了取舍不同后果就明显不同吗？有人说：“要判断某人说的话是否正确，一定要观察他所说的事实，那样，说话的人就不敢胡言乱语了。”现在，假如有人说，治理国家，礼义的作用不如法令，教化的成效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拿商朝、周朝、秦朝盛衰兴亡的事实给他看呢？
　　君主的尊贵，就好像宫殿的厅堂，群臣就好像厅堂下的台阶，百姓就好像平地。所以，如果设置多层台阶，厅堂的侧边远离地面，那么，堂屋就显得很高大；如果没有台阶，厅堂的侧边靠近地面，堂屋就显得低矮。高大的厅堂难以攀登，低矮的厅堂就容易受到人的践踏。治理国家的情势也是这样。所以古代英明的君主设立了等级序列，朝内有公、卿、大夫、士四个等级，朝外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下面还有官师、小吏，一直到普通百姓，等级分明，而天子凌驾于顶端，所以，天子的尊贵是高不可攀的。俗话说：“欲投鼠而忌器。”这是个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人们怕砸坏器物都不敢扔东西打它，更何况那些接近皇帝的尊贵大臣呢！君主用廉耻礼义来约束正人君子，所以对大臣只能命令他自杀而不对他用戮刑。因此，刺额、割鼻子等伤残肢体的肉刑都不施加到大夫以上的官员身上，因为他们离君主不远。按照礼的规定：臣子不能察看为君主驾车的马匹年岁大小，用脚踢了为君主驾车的马所吃的草料，就要受到处罚；见到君主用的扶几和手杖就要起身；在路上遇到君主的辇车就要下车恭候；进入宫殿的正门就得小步快走；对于君主的宠臣，即使犯了罪，也不对他施加杀戮之刑，这是尊敬君主的缘故。这样做是为了及早防止臣下对君主有不敬行为，是为了尊重大臣，勉励他们保持节操。现在从诸侯王、列侯到三公等高级官员，都是天子理应郑重地以礼相待的人物，相当于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而如今却使他们与平民百姓一样接受刺额、割鼻、剃须发、剁脚、笞打、辱骂、斩首示众等刑罚，这样不是正如厅堂没有台阶一样吗？遭受杀戮的人不是太接近皇帝了吗？不讲廉耻伦理，那些手握大权的大臣，不是会虽处于朝廷之上却有像刑徒罪隶那样无耻之心了吗？至于秦二世被杀的望夷官事变，秦二世亲近被判重罪的赵高，就是投鼠而不忌器的结果。
　　我听说，鞋即使新鲜，也不能放在枕头上，帽子即使破旧，也不能用作鞋垫。如果一个人曾经担任过高级职务，天子曾经对他以礼相待，官吏和百姓曾经对他俯地叩首表示敬畏，如今他有了过失，陛下下令免去他的官职是可以的，叫他告老还乡是可以的，叫他自杀是可以的，杀了他也是可以的；如果让人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押送到管理刑徒的官府，罚他做官府的刑徒，主管刑徒的小吏可以对他责骂笞打，这些都是不应该让百姓见到的。如果卑贱的人都知道达官贵人一旦犯罪被处刑，我也可以对他进行凌辱，这是不利于训练天下百姓遵守礼义，不利于提倡尊重高官、优待显贵的。天子曾经以礼相待的、百姓曾经以为荣耀的官员，死了便死了，卑贱的人怎么可以如此侮辱他呢！
　　豫让曾经侍奉中行君，智伯讨伐并且灭掉了中行，豫让转而侍奉智伯。等到赵襄子消灭了智伯，豫让用漆把脸涂黑，口吞木炭来改变自己说话的声音，一定要报复赵襄子，试了五次都没有成功。有人问豫让，豫让回答说：“中行把我当普通人对待，我便以普通人的身份侍奉他；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我所以用国士的身份回报他。”原来是同一个豫让，背叛君主而侍奉仇敌，行为像猪狗一样，后来忠君守节，作出烈士的行为，这是人主使他变成这样的。所以，如果君主像对待犬马一样对待大臣，大臣便会自比犬马，如果君主像对待官员一样对待大臣，大臣也就会把自己当作官员，如果臣子玩弄手段而没有耻辱之心，没有志气，丧失节操，缺乏廉耻观念又不注意加以修养，苟且偷生，则会见到利益便去抢占，见到好处便去夺取。当主上衰败的时候，便乘机袭取主上的财产、地位；当主上有忧患的时候，却漠不关心，袖手旁观；当有对自己有利的地方，便欺骗主人，以出卖主人的利益来谋取好处。这样怎么会有利于人主？群臣人数众多，而主上人数最少，钱财、器物、职业等各方面的事情都得依靠群臣掌管。如果群臣都无廉耻之心，都苟且偷安，那么，主上最忧虑。所以古代礼不施加于百姓，刑不施加于大夫，目的是为了勉励宠臣保持气节。古代大臣有因为不廉洁而被罢免的，不说他不廉洁，而是说“簠簋不饰”；有犯了污秽淫乱，男女杂居罪行的，不说他淫秽，而是说他“帷薄不修”；有因为软弱无能，不能胜任职责而被免职的，不说他软弱无能，而说他“下官不职”。所以显赫的大臣确实犯了罪，也还不直接点破他所犯的罪过，而是换一种委婉的用辞，为他避讳。所以那些受到了君主严厉谴责、呵斥的大臣，就身穿丧服，带着盛水的盘和佩剑，自己来到清室接受处置，君主并不派人去捆绑牵引他。其中犯有中等罪行的，得到了判决罪名就自杀，君主不派人去斩下他的首级。其中犯有大罪的，听到判决旨意之后，就面向北方叩拜两次，跪着自杀，君主不派人去揪着他的头发按着他的头斩下首级，君主还对他说：“你自己犯有过失，我对你是以礼相待的。”君主对群臣以礼相待，群臣就会自我激动，君主以廉耻约束臣子，人们就会重视气节品行。如果君主以廉耻、礼义对待臣子，而臣子却不用气节品行报答君主，那么他就不像个人了。这种习俗蔚成风气，那么做臣子的就会只为君主而不顾自己，只为国家而不顾家庭，只考虑大家的利益而不顾个人私利，见到有利益而不轻易沾取，见到危险也不轻易回避，全都按礼义的要求办事。君主提倡这种精神，所以宗族重臣就会真心地为维护宗庙而死，司法的臣子就会真心地为国家而死，辅佐的臣子就会真心地为君主而死，看守监狱和守卫边疆的臣子就会真心地为国家的安全而死。说圣明的君主都有金城，就是用金城来比喻这种志向。人家尚且愿意为我而死，所以我应该与他同生；人家尚且愿意为我而不顾安危，所以我应当与他共存；人家尚且愿意为我冒着危险，所以我应当与他都得到安全。人人都只考虑自己要做的事情合不合道义，而不去考虑能不能获得利益，坚守气节而尊重大义，所以君主可以委托臣子掌管治国大权，可以把尚未成人的太子托付给大臣辅佐，这就是推行廉耻，提倡礼义带来的结果，这样做君主并没有丧失什么啊！放着这样的事情不做，却长期实行戮辱大臣的错误办法，所以说，这是值得深深叹息的。

注释
（1）树国：建立诸侯国。 （2）相疑：指朝廷同封国之间互相猜忌。通行本《汉书》“疑”下无也字，据《群书治要》补。 （3）被：遭受。 （4）爽：伤败，败坏。 （5）安上而全上：指稳定中央政权，保全黎民百姓。 （6亲弟：指汉文帝的弟弟淮南厉王刘长。谋为东帝：《汉书·五行志下之上》：淮南王长“归聚奸人谋逆乱，自称东帝”。刘长的封地在今安徽淮河以南地区，在长安的东方。刘长谋反后被废死。 （7）亲兄之子：指齐悼惠王刘肥的儿子济北王刘兴居。乡：向。汉文帝三年（前177）济北王谋反，发兵袭击荥阳，失败被杀。 （8）见告：被告发。句指吴王刘濞抗拒朝廷法令而被告发。 （9）春秋：指年令。春秋鼎盛，即正当壮年。 （10）行义未过：行为得宜，没有过失。 （11）莫大：最大。十此：十倍于此。全句意指吴王等诸侯的实力，要比前述亲弟、亲兄之子大得多。 （12）大国之王：指较大的封国的诸侯王。 （13）傅：朝廷派到诸侯国的辅佐之官。相：朝廷派到诸侯国的行政长官。 62）髋（kuān宽）：上股与尻之间的大骨。髀（bì敝）：股骨。髋髀泛指动物体中的大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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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安策》论及了文帝时潜在或明显的多种社会危机，包括“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等众多严重问题，涉及中央与地方诸侯之间、汉庭与北方异族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种种矛盾，针对这令人忧心的一切，贾谊富有针对性地一一指明相应对策和补救措施。这篇论文势忽峻忽缓、首尾相衔，大量采用夹叙夹议，还在议论说理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运用文学笔法。

　　这篇文章作者系统地阐述自己治国主张的一篇长文。他在文中驳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观点，从多个 方面指陈社会现时危机和潜在隐患，表现了他洞察社会矛盾的能力、见微知著的远见和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关怀。文章开篇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 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一个人为了国家大事而投入如此深厚的感情， 其文章的感人自不待言。而作为一个有着深刻见解的思想家，精辟的论述更使文章增添了说服力的力量。

　　文章起首开门见山，振聋发聩，在痛斥那些粉饰太平、阿谀奉承的小人的同时，极言当前的危险。指出眼前的安宁，犹如睡于干柴之上，至于柴下的火种，却视而不见，然而一旦酿成大火，悔之晚矣。第二段建议文帝施行法制，并陈述法制必将带来的好处。首先，建立法制无需文帝劳心伤神。其次，法制能确保汉廷长治久安，能使文帝的美德昭于世人，传之后代。无论对于汉朝还是文帝本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而文帝唯一该做的就是倾听并采纳贾谊的意见。

　　第三段切入正题，以不久前文帝亲身经历的干戈之争，说明王侯的危险性。以眼前的事实为例，是力求令文帝触目惊心，促其猛醒。接着论述即将面临的危险，分析暂时安宁的缘由，指出解决王侯问题的紧迫性。文中紧扣“强则作乱”这一症结，强调危险正日益逼近。所以必须趁其羽翼未丰及时下手，否则待到形成气候，即使尧舜再生，也无能为了。第五段到第七段，以许多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疏者必危，亲者必乱”的道理，借以打消文帝可能存在的一切侥幸心理。文中颇为大胆地以文帝与高祖相比较，直言不讳地断言文帝缺乏对付诸王作乱的能力，再一次提醒文帝，必须及时设法。第八段借用屠牛坦宰牛的故事，说明治国的道理。告诉文帝，治国应切中证结，该狠则狠，快刀利斧，往往奏效。又一次敦促文帝，不能优柔寡断。第九段到第十段，在前面的层层铺垫之后，开始出谋划策，指出实际的解决办法。首先揭示“强者先反，弱者乃安”的道理，随后提出当今之计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就是削强为弱，逐渐分割诸侯封地，分封给他们的子孙，使得大国不复存在，而众多各自为政的小封国，则不会对汉廷构成威胁。如此，既能显示文帝恩泽有加，又可侵削诸侯实力，一举两得，同时还独有不露痕迹的效果。最后呼应开头，用“病大瘇”、“苦蹠戾”作比，又一次点明当今局势的严重性和危险性。

　　文章总结了汉初反分裂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的经验，指出诸侯王封国的强盛必然导致谋叛作乱，暂时的安定只是表面现象，异姓王的分裂势力虽已铲除殆尽，同姓王的割据势力却盘根错节。为此，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由于事关汉王室与诸侯王之间的政治关系与亲族关系，为了促使文帝早下决心，贾谊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运用比喻的手法，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反复对比，以论证自己的观点。大体而言，在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中心论点之前，反复议论不照此办理天下就不可能长治久安；在中心论点提出之后，又层层说明，只要照此办理，天下就能长治久安。这样反反复复地论证，层层深入，气势磅礴，目的就在于产生紧迫的效果，促使文帝尽快决断。可惜贾谊的上疏，未引起足够重视。

　　他的细分诸侯策略，在经过大约两代即四十年实施后，即使是最大的诸侯国，也不过被化整为零各自只相当于一个县邑了，贾谊的《治安策》彻底地铲除商周分封诸侯的奴隶制社会残余、在全国实施郡县制、强化、巩固中央集权的理论政纲！汉景帝时期晁错的“削藩策”、以及汉武帝时期主父偃“推恩令”均承接于贾谊的余绪。

　　贾谊的政论文《治安策》，开创了汉代此类文字笔力劲练、内容充实、语言朴茂、气势磅礴的风格。首先体现在多变的风格和流畅的气势。作者仿佛是在与文帝当面对话一般，随时根据需要，改变语气和节奏：时而娓娓道来，细雨润物般温柔；时而痛快酣畅，无所顾忌，对面辩诘。如第二段论及“涉猎之娱与安危之机”，设身处地为文帝着想，声明所出策略不但能确保国家平安，还不必劳心费神，语气委婉。而接着却异常激烈，一个接一个的“能”或“不能”的诘问，步步紧逼，接着连续三个“臣又知陛下必不能矣”，则又将文帝的一切幻想击得粉碎，气势逼人，词锋犀利，在历代呈送帝王的疏策中极其罕见，这正是贾谊政论文最可贵的风格。

　　除了文势忽峻忽缓、首尾相衔外，还大量采用夹叙夹议，还在议论说理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运用文学笔法。穿插议论之中的比喻，如将危险或拟为“厝火积薪”或喻为“病大瘇”、“苦蹠戾”，又把治国比作宰牛，将诸侯拟为髋髀等，皆有出神入化之效。

　　另外，贾谊丰富的想象力，还表现在不时的夸张手法，带有明显的战国纵横家文风的笔调，如极言“众建诸侯”的功效，即使胎儿或已逝帝王，也能保证安宁无事。

　　《治安策》立意高远，源自贾谊人格之刚健真诚；见诸文字，意象悠远博大。以全部生命力、一生才情为文，文字多深重之情。情辞恳切中含刚直忧愤，充满少年英气。虽是上疏文帝，依然直言诚意、争气使心，较少阿谀中和之语，表现出浓烈的感染力，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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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前期社会存在着三大矛盾：其一是匈奴为代表的边境少数民族与汉王朝之间的矛盾；其二是地方诸侯王的割据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其三是广大农民和地主、大工商业者的矛盾。汉文帝时期，天下大势已定，这些社会矛盾虽然尚未激化到即将公开破裂的程度，但却在酝酿并渐趋于激化的过程之中。

　　这一时期，匈奴强盛，常侵犯汉朝边疆；汉朝刚刚建立，法规制度粗疏而不严明；诸侯王超越本身的权力范围，导致中央与地方权利不平衡，虽然汉初镇压韩信、英布、陈狶等诸侯的叛乱，沉重地打击了异姓诸侯王的割据势力，但到汉文帝时，同姓诸侯王的封地仍然很大，力量很强，直接威胁着西汉中央朝廷的安全，淮南王、济北王都因为谋反而被诛灭。

　　汉文帝六年（前174 年），贾谊二十七 岁，文帝征见，拜为梁怀王太傅。此后，文帝多次向他征求治国方略，贾谊亦多次上疏陈说政事，针对以上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班固将贾谊这些疏的要点汇集在一起，记入《汉书·贾谊传》中，就是后世流传的《治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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