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隋炀帝为南游江都不顾安全,
九重宫中有谁理会劝谏书函。
春游中全国裁制的绫罗锦缎,
一半作御马障泥一半作船帆。
注释
张《笺》编此诗于大中十一年(857),时商隐因柳仲郢推荐,任盐铁推官,游江东。隋宫:隋炀帝杨广建造的行宫。《舆地纪胜》:"淮南东路,扬州江都宫,炀帝于江都郡置宫,号江都宫。"《嘉庆一统志》:"江苏省扬州府古迹:临江宫在江都县南二十里,隋大业七年,炀帝升钓台临扬子津,大燕百僚,寻建临江宫于此。显福宫在甘泉县东北,隋城外离宫。……江都宫在甘泉县西七里,故广陵城内。中有成象殿,水精殿及流珠堂,皆隋炀帝建。……十宫在甘泉县北五里,隋炀帝建。《寰宇记》:十宫在江都县北五里,长阜苑内,依林傍涧,高跨冈阜,随城形置焉。曰归雁、回流、九里、松林、枫林、大雷、小雷、春草、九华、光汾。"
乘兴句:《晋书·舆服志》:"凡车驾亲戎,中外戒严。"此言不戒严,意谓炀帝骄横无忌,毫无戒备。
九重:指皇帝居住的深宫。省:明察,懂得。谏书函:给皇帝的谏书。
宫锦:供皇家使用的高级锦缎。
障泥:马鞯,垫在马鞍的下面,两边下垂至马蹬,用来挡泥土。▲
这是一首咏史诗,诗人通过精心的选材和独创性的构思,只用了寥寥二十八字,就在惊人的广度和深度上揭露了隋炀帝的荒淫害民的反动本质。
第一句深刻地描绘了隋炀帝从荒淫无度到智昏意乱,最终无视常理的境地。他在倾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开凿大运河之后,竟屡次“乘兴南游”,其中“不戒严”三字,生动形象地展现了隋炀帝沉迷于享乐,无所顾忌,得意忘形的心态。
第二句继续描绘了隋炀帝的昏庸与残暴。他因过度奢侈淫逸而变得昏庸残暴,而这种昏庸残暴的行为又进一步助长了他的奢侈淫逸——这两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句中的“九重”,指的是皇帝的居所;而“谁省”,即是问谁能醒悟。这里的“谁”,实际上指的就是隋炀帝。当时,他手下的官员如崔民象等人,目睹各地百姓困苦、动荡不安的情况,曾上表劝谏隋炀帝节制奢侈,崇尚节俭,然而却遭到了杀身之祸。这句话看似反问,实则陈述;“谁省”二字,充满了力量,揭示了隋炀帝对下属的劝谏置若罔闻的态度。诗句从这一独特的视角,概括了隋炀帝无视天下之大不韪,完全不顾民心向背,一意孤行、昏暴腐朽的行径。
最后两句,描绘了隋炀帝南巡时,不惜倾国之力,竟将珍贵的宫锦用作马鞍垫和船帆的壮观景象。宫锦,乃按皇宫之规格精心织造的锦缎;障泥,即马鞍垫,用以护马背并防止泥土溅污,因此得名。这两句诗巧妙结合铺陈、夸张与讽刺的手法,将意境推向深远:只见春风如剪刀般锋利,将全国的宫锦裁剪为南巡的马鞍垫和船帆,民脂民膏竟被如此奢靡、糟蹋;而天下苍生,无论是水路(运河沿岸)还是陆路,都受到隋炀帝南巡队伍的侵扰,几乎无法忍受。那潜在的亡国之危,那汹涌的覆舟之水,都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杨广执政长达十四年,其间的大部分时光皆沉浸于荒淫逸乐之中。诗人对隋炀帝挥霍全国的人力物力,只为满足个人享乐之举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他竟倾尽天下之力,只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覆灭和自身的灭亡。这一倒行逆施的行为令李商隐愤怒难平,于是他挥毫泼墨,对隋炀帝进行了声讨。实际上,诗人深深忧虑着自己所处的时代社会,这首诗的意义更在于借古讽今,警示世人。此外,此诗在运用典型材料方面尤为出色,做到了以点带面。诗人以南游江都为切入点,便足以概括隋炀帝其他荒淫无度的行为,显示出了选材的匠心独运。在三次南游江都的描绘中,诗人又巧妙地抓住了几个典型事例,稍作点化,便收到了窥一斑而知全豹的艺术效果。据史料记载,隋炀帝南游时,整个船队动用了八万余名挽士,他们都身着锦丝袍。而卫兵所乘的船只也有数千艘之多,船只首尾相接,绵延二百余里,骑兵则沿岸护行。船队所到之处,无不提供水陆两路的珍奇美食。如此挥霍无度,恐怕令众多诗人无从下笔。然而李商隐独具慧眼,他只在“宫锦”二字上大作文章,用“障泥”泛指陆行,用“帆”泛指水行。这样,他便能以小见大,以个别事例揭示出普遍现象。
这首咏史诗,描写了炀帝出游的情景,批评了炀帝的荒淫、奢侈,全诗层层深入,以小见大,寓意深刻。它在宛转中显出严正气象,深刻揭示了隋王朝灭亡的历史原因。借古讽今,是令晚唐君王寝食不安的,诗人另有一首也题作《隋宫》的七言律诗,诗中也写到隋炀帝的南游——隋炀帝的帝位被李唐取代,方才终止他的龙舟的漫游,与这首七绝一样,写得极为灵动而含蓄,极富讽刺意味。▲
此诗是诗人晚年江东之游时所作,约作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年),与同名七绝同时,当时李商隐因柳仲郢推荐,任盐铁推官,游江东。
《隋宫》是一首七言绝句,诗人选取典型题材,讽咏隋炀帝杨广奢侈嬉游之事。首二句写炀帝任兴恣游,肆行无忌,且滥杀忠谏之士,遂伏下杀身之祸;次二句取裁锦一事写其耗费之巨,将一人与举国、宫锦与障泥和船帆对比,突出炀帝之骄奢淫逸。然而全诗无一议论之语,于风华流美的叙述之中,暗寓深沉之虑,令人鉴古事而思兴亡。全诗在艺术方法上将实写与虚写巧妙地运用在一起,一实一虚展示了前朝皇帝与当朝皇帝的昏庸,讽刺意味浓厚,具有力度。此诗长于思想性,不失为政治讽刺诗之佳作。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