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众尝至一乡陬,颓然靡然,昏昏冥冥,天地为之易位,日月为之失明,目为之眩,心为之荒惑,体为之败乱。问之人:“是何乡也?”曰:“酣适之方,甘旨之尝,以徜以徉,是为醉乡。”
呜呼!是为醉乡也欤?古之人不余欺也,吾尝闻夫刘伶、阮籍之徒矣。当是时,神州陆沉,中原鼎沸,而天下之入,放纵恣肆,淋漓颠倒,相率入醉乡不已。而以吾所见,其间未尝有可乐者。或以为可以解忧云耳。夫忧之可以解者,非真忧也,夫果有其忧焉,抑亦必不解也。况醉乡实不能解其忧也,然则入醉乡者,皆无有忧也。
呜呼!自刘、阮以来,醉乡遍天下;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昏昏然,冥冥然,颓堕委靡,入而不知出焉。其不入而迷者,岂无其人者欤?而荒惑败乱者,率指以为笑,则真醉乡之徒也已。
译文
从前我曾游至一地方,一到那里就浑身发软,歪歪倒倒,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天地因此变换了位置,日月因此失去了光明,眼睛因此发花,心因此荒乱迷惑,身体因此衰败不堪。我向别人打听说:“这是什么地方?”回答说:“畅快舒适的地方,可以尝到美味的地方,可以徘徊闲散的地方,这里便是醉乡。”
啊!这里便是醉乡了吗?古人果然没有欺骗我。我曾听说刘伶、阮籍这一类的人迷恋醉乡的事。在那个时代,国土沦丧,中原纷乱,天下的人,放纵自己痛饮之后便颠颠倒倒,一个接一个不断的进入醉乡了。据我所见,那里不曾有可使人快乐的地方,有的人认为那里可使人消除忧愁。如果是可以消除的,就不是真的忧愁;如果是真有了忧愁的人,或许也不必去消除它。何况醉乡实在不能使人消除忧愁,那么,进入醉乡的人,都是没有忧愁的人。
啊!自从刘伶、阮籍以来,醉乡遍及天下;醉乡有了人,天下就没人了。这样的境况昏昏沉沉,迷迷糊糊,颓废消沉,萎靡不振,进去了就不知道出来了。虽然不曾进去而被迷惑了想进去的人,难道没有那样的人吗?而昏聩无能,丧德败乱的人,常被人指着他们取笑的人,就真不愧是醉乡中的酒徒了啊!
注释
乡陬(zōu):偏僻的地方。
陬:隅,角落。
颓然靡(mí)然:颓唐萎靡的样子。该句以下七句,均系写酒醉时的状况。
昏昏冥冥:昏暗不明。
眩:眼花,看不清。
荒惑:恍惚迷惑。“荒”通“恍”,恍惚。
败乱:受到损害扰乱。
酣(hān)适:酣畅适意,指痛快饮酒。方:地方,处所。
甘旨:美味。
徜徉(cháng yáng):安闲自在。
刘伶、阮籍:俱为西晋人,与嵇康、向秀、王戎、山涛、阮瑀、阮咸等五人交好,世称“竹林七贤”。刘、阮好酒,刘伶尤甚。《晋书刘伶传》说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chā)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
神州:中国。《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国名曰赤县神州”。
陆沉:国家陷于灾祸,有如大陆沉沦。
鼎沸:形容局势不安定,有如鼎水沸腾。鼎,是古代的一种炊器。
或以为可以解忧:曹操《短歌行》:“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相传杜康为始造酒者,曹操诗以杜康为酒之代称。
“其不入”二句:意谓不入醉乡而昏迷荒惑的清醒之士,还是有的。
“而荒原”二名:醉乡中的荒惑败乱者,不自知其昏迷颠倒,反指清醒者为可笑。▲
文章起首一段极力描绘“醉乡”中的种种颠倒迷乱情状。从表层意义上看,所谓“醉乡”不过是酒醉后的荒唐情态;但总观全文,便可悟出,作者是以此暗指整个清代社会。由于文字狱的构陷和残酷的民族镇压,在这个社会里,“昏昏冥冥”,“天地易位”,“日月失明”,人们为这恐怖统治弄得“心荒惑”而“体败乱”,内心的愤懑只好借酒来排解乃至忘却.以期在醉态热絮中求得心灵的麻醉与自适。
正因为出于这样一种立意,文章在对“醉乡”作了一番着意描绘之后,便进而改用议论的笔墨对这种处世态度进行分析。饮酒无度,以醉酒来逃避现实,这在中国是古已有之,西晋的刘伶与阮籍等即是如此。他们所以借酒浇愁,其原因便在于“当是时,神州陆沉,中原鼎沸”,司马氏篡魏之后,为迫使曹魏旧臣拥戴新政权,承认它的合法性,便滥杀无辜,杀人之多,以致他们的后人东晋明帝司马昭闻之,都吓得“复面箸床”。政治的黑暗和恐怖,迫使土族知识分子纷纷设法全身远祸,“放纵恣肆,淋漓颠倒,相率入醉乡不已”。写西晋意在影射现实,文章极隐蔽地揭示出主旨:产生作者所见“醉乡”的缘由,便是清军入关并建立异民族政权,清代统治者和西晋王朝的统治者一样的凶残。对处于严酷专制下的臣民来说,这完全是不见底的深渊。至此,文章一笔折转,斩钉截铁地说:“以吾所见,其间未尝有可乐者”,所谓“酣适之方,甘旨之尝,以倘以祥”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而亡国的苦痛,民族的耻辱是绝不可能真正被忘却的。然后,文章再推进一层,剖析“可以解忧”的说法,“夫忧之可解者,非真忧也;夫果有其忧焉,抑亦必不可解也。况醉乡实不能解其忧也”。这节议论,激切峻急,纵横恣肆,语语转,笔笔紧,层层推进,剖析入微。
文章第三部分是全文主旨所在,作者写此文的目的,是意在针砭荒惑败乱者,唤醒尚有爱国良知者,称扬那些“不入而迷”者,鼓动人们起来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所以他沉痛呼号:“自刘、阮以来,醉乡遍天下。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社会尽管已是如此,但志节之士依旧大有入在,作者厉声斥骂那些荒惑败乱者为“真醉乡之徒”时,就是号召人们做那清醒而坚定的志节之士。
这篇《醉乡记》和《河墅记》、《芝石记》等一样,都是浑然而一、神气流通的作品。终天不没的浩然正气和独特的结构形式全然混合为一,显得特别完美。为了避免文字狱,作者匠心独运,采用以虚写实的手法,通篇不离“醉乡”,又笔笔都在写现实,写醉乡是虚,写现实是实。既含蓄深沉又痛快淋漓,充分展现出了作者内心既想归隐林泉,又不甘民族沉沦的矛盾和苦痛。▲
清王朝开国之初,为了巩固政权,曾以残酷的杀戮来镇压汉民族的强烈反抗;在思想文化界,又屡兴文字狱,以打击汉族知识分子中的反满清绪。刚刚经历了亡国之痛的士大夫阶级和下层知识分子,还未完全从黍离悲感中解脱出釆,立即又被置之于严酷的思想钳制之下。对故国的怀恋,对世事的失望,对新王朝的抵触,种种情绪渗和在一起而又不得渲泄,不少人便在这种强烈不满而又回天无力的悲哀中醉生梦死,自甘沉沦。这篇散文作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和唐宋古文大家一样,桐城派作家也喜欢在艺术形式上摹仿前人。戴名世这篇文章便脱胎于初唐作家王绩的名篇《醉乡记》。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晚号栲栳,晚年号称南山先生。死后,讳其姓名而称之为“宋潜虚先生”。又称忧庵先生。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榜眼。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都御史赵申乔,据《南山集·致余生书》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迹,参戴名世 “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敬之戒”由是,《南山集》案发,被逮下狱。五十三年三月六日被杀于市,史称“南山案”,戴名世后归葬故里,立墓碑文曰“戴南山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