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

出自宋代欧阳修的《五代史宦者传论

  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不若起居饮食、前后左右之亲可恃也。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而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势孤,则惧祸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祸患伏于帷闼,则向之所谓可恃者,乃所以为患也。

  患已深而觉之,欲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缓之则养祸而益深,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虽有圣智,不能与谋。谋之而不可为,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则俱伤而两败。故其大者亡国,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至抉其种类,尽杀以快天下之心而后已。此前史所载宦者之祸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夫为人主者,非欲养祸于内,而疏忠臣硕士于外,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而祸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为祸,虽欲悔悟,而势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于女祸者”,谓此也。可不戒哉?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自古以来,宦官扰乱国家,比女人造成的祸患还要严重。女人,只不过是使君主沉溺于美色罢了,而宦官的危害可不止一条。

  宦官所担当的职责就是侍奉在君主身边,容易与君主形成亲密关系,他们的用心专一并且毒辣,他们能用微小的好处来迎合别人的心意,能用小忠小信获得君主的信任,使人君必然信任、亲近他们。等到获得了君主的完全信任,然后就用祸福来恐吓他、挟制他。这时候虽然有忠臣贤士在朝中,但君主认为他们和自己关系疏远,不如侍奉他起居饮食、成天在自己左右侍奉自己的亲随那样可靠。所以君主与成天在左右侍奉自己的人日益亲密,而对忠臣贤士们则日益疏远,君主便会日益变得势单力孤。势单力孤,则惧怕发生祸患的心理就更加严重。而挟持自己的人的地位就会更加牢固。君主的安危,决定于这些人的喜怒;而祸患就潜伏在他的内廷之中。于是过去认为可以依靠的人,正是现在为患的根源。

  当发觉祸患已深的时候,想要和平日里疏远的大臣们一起除掉左右的亲随,行动慢了就会使祸患日益严重;操之过急,又会使那些亲随挟持自己作为人质。这时候即使是智慧再高的人,也不能与他共商对策了。就算是能够商议对策,也很难实际着手去做。即使做了,也有可能不成功,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很可能产生两败俱伤的后果。祸患大的可以亡国,次一点的会让自己丧命,并且会使世上的奸雄们以此为借口乘机而起,把宦官与其同党尽皆除掉,大快天下人之心后才算完。过去历史上记载的宦官之祸往往如此,而且不止一代。

  作为君主,并不是故意要在宫中养虎成患,在朝堂之上疏远忠臣贤士,这是日积月累逐步发展而成的,是形势发展使他自然而然地走入此途的。所以沉迷于女色,如果不幸一直执迷不悟,那么祸患就要随之降临了;但是一旦醒悟,把她们撵出去就行了。而宦者造成的祸患,虽然有所悔悟,但已经形成的形势使得自己没有办法把他们除掉;唐昭宗的事就是这样。所以说“比女人造成的祸患还要严重”,就是指这些,怎能不有所戒惧呢?

注释
宦者:即宦官,也叫太监,是一些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的男人,在宫廷内侍奉皇帝及其家族。宦官本为内廷官,不能干预政事,但其上层分子是皇帝最亲近的奴才,所以往往能窃取大权。
女祸:古代史书中称宠信女子或女主执政败坏国事为女祸。
一端:事情的一点或一个方面。
近而习:亲近熟悉。
专而忍:专一隐忍,不露真情。
小善:指一些能得到人君喜欢的小事。中:迎合。
小信:指一些貌似忠心耿耿的小动作。固:稳住。
惧以祸福:谓宦者得到信任以后,就常拿祸福之事来恐吓君主,以达到把持的目的。
硕士:这里指贤能之士。
伏于帷闼(tà):谓祸患潜伏在帷幕宫门之间,即在皇帝身边。向:原先。乃所以为患;却就是为患作乱的人。
图左右之亲近:意谓图谋除掉皇帝左右的宦官亲信。
缓之:谓图谋除去宦者的行动迟缓了。
急之:谓计划不周,操之过急。挟人主以为质:谓宦者就挟持君主作为人质相对抗。
与谋:参与谋划。
“谋之”句:就是谋划好了也无法付诸实施。
“为之”句:就是实行了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俱伤而两败:意谓斗争到最严重的时候,会出现两败俱伤的不可收拾的局面。
抉其种类:意谓将为害的宦官及其党羽全部挖取出来。以快天下之心:使天下人心大快。
斯及矣:就会到来了。
捽(zuó)而去之:揪住并把她除掉。
唐昭宗:即李晔。晚唐时期宦官专政,对皇帝有废立大权。昭宗是僖宗之弟,即由宦官拥立为帝的。后来昭宗与宰相崔胤谋诛宦官,反被宦官刘季述等幽禁,后虽得神策军解救,重新复帝位,但却招致梁王朱全忠乘机领兵入京,唐朝因之覆灭。是已:就是这样了。已,语气词,用于句末,表示确定。▲

创作背景

  东汉末年与晚唐时期,宦官弄权,愈演愈烈,以致先后酿成亡国之祸。欧阳修有鉴于此,特在其《五代史》中为宦者立传,阐明其害之深,以作后世当国者之戒。此文即为传前的总评。

赏析

  文章详细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权的具体过程,从而警告后世君王不要渐积养祸。当然,作者把“乱国”的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这种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应,结构清晰,分析细密,说理层层递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深厚功力。

  宦祸的形成,从宦者的工作性质说,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志趣;从宦者本人说,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又因为是阉者,无亲属羽翼,无道德、学术素养与从政经验,本来势孤力单,难得众心。但一旦弄权,为确立威望,就特别专横残忍,排除异己,不遗余力。文章在总括宦者的特质之后,即随之层层铺衍。这类人也极其机灵,见风使舵。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君主对终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亲”,对朝中的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也就“日益孤”了。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对朝中重臣就难以信任,他自己的惧祸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对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于是,国家的安危就取决于宦者的喜怒,亡国的祸患就潜伏在廷帷之间。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现在反而变成将要为患的对象。正所谓是非颠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过来,发觉养祸已深,想与已被疏远的朝臣一道清除为非乱政的宦者,但如果进行缓慢,则养祸日深,难以铲除;若操之过急,谋划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挟持君主作为人质,使得君主与朝臣无法共图义举。即使付诸实施,也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弄得“亡国”、“亡身”,使奸豪得以借口乘机而起,尽诛宦者而取代国政。这就是汉唐宦者乱人之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篇末,作者再从人主角度宕开一笔,引入深层思考。作为君王,主观上总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至于亲左右,疏贤臣,也原非其本意。但为什么终于出现宦祸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处于近侍的有利条件,若人主稍不警觉,那渐集之势就会酿成大祸。这样一提,就更加引起后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结尾,又重提女祸之害,再一次与宦者之害作对照,以强调宦者之祸“深于女祸”的论点,并与开篇相呼应。

  全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从中得出宦官得以乱国的根本原因。文中又采用一宾一主的衬照手法,事显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为后世当国者戒。连同传文在内,堪称卓荦千古之文。▲

欧阳修

欧阳修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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