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徐健庵先生,筑楼于所居之后,凡七楹。间命工斫木为橱,贮书若干万卷,区为经史子集四种。经则传注义疏之书附焉,史则日录、家乘、山经、野史之书附焉,子则附以卜筮、医药之书,集则附以乐府、诗余之书。凡为橱者七十有二,部居类汇,各以其次,素标缃帙,启钥灿然。于是先生召诸子登斯楼而诏之曰:“吾何以传女曹哉?吾徐先世,故以清白起家,吾耳目濡染旧矣。盖尝慨夫为人之父祖者,每欲传其土田货财,而子孙未必能世富也;欲传其金玉珍玩、鼎彝尊斝之物,而又未必能世宝也;欲传其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而又未必能世享其娱乐也。吾方以此为鉴,然则吾何以传女曹哉?”因指书而欣然笑曰:“所传者惟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而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则先生屡书督之,最后复于先生曰:
“甚矣,书之多厄也!由汉氏以来,人主往往重官赏以购之,其下名公贵卿,又往往厚金帛以易之;或亲操翰墨,及分命笔吏以缮录之。然且裒聚未几,而辄至于散佚,以是知藏书之难也。琬顾谓藏之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是故藏而勿守,犹勿藏也;守而弗读,犹勿守也。夫既已读之矣,而或口与躬违,心与迹忤,采其华而忘其实,是则呻占记诵之学所为哗众而窃名者也,与弗读奚以异哉?”
“古之善读书者,始乎博,终乎约。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善读书者,根柢于性命而究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尊所闻,行所知,非善读书者而能如是乎?”
“今健庵先生既出其所得于书者,上为天子之所器重,次为中朝士大夫之所矜式,藉是以润色大业,对扬休命,有余矣。而又推之以训敕其子姓,俾后先跻巍科、取膴仕,翕然有名于当世,琬然后喟焉太息,以为读书之益弘矣哉!循是道也,虽传诸子孙世世,何不可之有?”
“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居平质驽才下,患于有书而不能读。延及暮年,则又跧伏穷山僻壤之中,耳目固陋,旧学消亡,盖本不足以记斯楼。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
译文
昆山徐健菴先生在住宅后面造了一幢楼房,一共有七间,隔些时候命工匠砍削木材,起造大的橱柜,藏书无数,区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中附以经传义疏等方面的书,史部中附以日录、家乘、山经、野史等方面的书,子部中附以卜筮、医药等方面的书,集部中附以乐府、诗余等方面的书,共有七十二个橱,按照部类置放,都有一定秩序,白色的标签,浅黄的封套,打开橱门,灿然在目。于是先生召集儿孙,登楼而教训他们说:“我我有什么可以传给你们的呢?我们徐家先世,本来就身家清白,以读书应试起家,我耳濡目染已很久了。我曾感慨那些做父祖辈的,有的想把土地家产传下去,而子孙不一定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有的想把金玉珍玩、鼎彝尊斝之类的宝贵文物传下去,而子孙又不一定能够世世宝爱这些东西;有的想把园池台榭、舞歌车马之类传下去,而子孙后代又不一定能世世享受这些娱乐。我正把这些事例看作鉴戒。那么我有什么可以传给你们的呢?”这时他指着书高兴地笑着说:“我传给你们的,就是这些了!”于是就以“传是”两字作为楼名,而要我作一篇记。我体衰多病,不能一下子写出来,先生多次写信催促,最后我只得用下面这些话来回复先生:
书遇到的灾难太厉害了!从汉代以来,皇帝常常用官家的丰厚赏金去买书,皇帝以下,名公贵卿又常常用许多钱物去换书,有的亲自动笔,有的雇请抄手,加以誊录。但是聚集不久,就常常遭遇变故散失,由此可知藏书之难了。不过,我认为藏书的困难还是比不上守书之难,守书之难又比不上读书之难,更比不上亲身去实行了而有所体会之难。所以藏书而不能守,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没有什么两样。虽然已经读了,而如果嘴上是一套,实行的又是另一套,心中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它的花而忘记了它的果实,那么就是用记诵之学来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同不读书又有什么不同呢?
古代善于读书的人,以博学开始,以精简终结,博学不是为了夸耀博识竞斗词藻,精简不是为了保存残缺安适于简陋。善于读书的人以性命之理为基础,而最终则要体现在事业和功绩中:循着流追溯源,没有什么不能弄明白的;明白了道理再去实行,没有不能做到的。尊重所听到的教诲,力行所学到的道理,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能这样吗?
现在健菴先生已经拿出从书中得到的道理,上能得到天子的器重,次能被朝廷士大夫所敬重和取法,借此以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以报答称扬美善的命令,绰有余裕,再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能先后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世被人一致称道,我只有赞叹不绝,以为读书的好处实在太大了!遵循这条道路,即使传给子子孙孙,还有什么不妥当的呢?
像我这个人就没有资格参与其中了。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之中,孤陋寡闻,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作记。不是已勉强应承先生之命,姑且写这些话回复,先生能否原谅我的不通事理呢?
注释
楹:房屋一间为一楹。
斫:用刀斧砍。
缃(xiāng):浅黄色。
帙:书画外面包着的布套。
彝(yí):古代盛酒的器具,也泛指祭器。
斝(jiǎ):古代盛酒的器具。
裒(póu):聚集
呻占(zhān):诵读。
跻(jī):登,上升。
翕xī :合,聚,和顺。
跧(quán)古同“蜷”
老誖(bèi):年老昏乱,不通事理。
女:通“汝”,你。 ▲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汪琬(1624—1691年),字苕文,号钝庵,初号玉遮山樵,晚号尧峰,小字液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初官吏学者、散文家,与侯方域、魏禧,合称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顺治十二年进士,康熙十八年举鸿博,历官户部主事、刑部郎中、编修,有《尧峰诗文钞》、《钝翁前后类稿、续稿》。